二 “呼喊派”這名是由東陽義烏事件引起的
三 一個印證的見證
四 東陽及義烏的兩封代禱信
五 “呼喊派”這名是“三自”起的
六 被跟不上的老同工們助長
七 唐守臨與任鐘祥的為人
八 說“呼喊派”的人作非法的事危害公民生命安全沒有事實的根據
2 所謂的“呼喊派”絶非如政府所稱的是班擾亂社會、危害生命、騙姦婦女等的人
3 政府所指的“呼喊派”是所有接受李常受教導的人而非單指一班壞分子
網上有很多對“呼喊派”以訛傳訛的報導，其實有很多是不實，甚至是說謊的。譬如很多網站基於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刊登在1982年10月的《信息》雜誌和11月的《七十年代》雜誌上的報導就說“呼喊派”是李常受在1980年回中國大陸探親時建立的。但查李常受自1949年離開中國大陸後，到他死時都未曾回過大陸。他在1967年看見呼求主名這叫人不斷聯於主的實行，但國內的信徒認識李常受曾帶領過呼求主名這實行還是在1979年開始有國外的屬靈書籍被帶到大陸之後。11主恢復在中國—歷史與見證，12章見證1其實這實行是沒有甚麼可非議的。但國家宗教事務局屬下的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簡稱“三自”，非一政府部門）是推行政教合一的，想把主在國內的工作全都控制在他們之下，於是就打壓家庭教會。這可見於在1982年不只地方召會受害，連一般的家庭教會也受害。12前英國駐中國外交官，也是海外傳教團契（原中國內地會）的傳教士Tony Lambert翻譯了一份名為 主在中國：東陽義烏迫害的另一觀點 的檔案，其中表示：『事實上，我們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在東陽、義烏被迫害的地下教會並不是屬於李常受的“地方教會”或是“呼喊派”。』 另外參考 我們不是邪教──河南省方城家庭教會傳道人田敏閣、蘇德安的見證：『田金、張榮亮、丁秀玲並不認同李常受的神學觀念，也不接受“恢復流”教會的資訊。但是，公安局仍要通緝他們。』，2008-03-28，
點擊瀏覽因地方召會在國內的家庭教會中是最具影響力的，就使他們受到的逼迫遠超過其他家庭教會所受的。然而在整個的過程中，地方召會裡的聖徒都一直順服政府，沒有作過任何違法的事，只在背後一直的禱告，因知道他們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
“呼喊派”這名開始於1982年2月浙江省東陽及義烏縣的事件。據東陽縣受害的幾十處地方召會所寫的聲明說：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宗教政策作了正確調整，…表明教派之間雖有教義上的不同，但在相互尊重的原則下，都能團結一致愛國。遺憾的是當時在東陽籌辦“三自愛國會”的，是一位離道反教多年，教義上無造詣，行為上難服眾的基督教“傳道人”。他在東陽第一所開放的教堂內，制訂了與《聖經》明顯抵觸，也有違中央政策的所謂“十三條”。…
為着執行“十三條”，要關閉教堂周邊所有的家庭聚會點。地方召會的信徒為此遭受了逼迫，尤以東陽大路村地方召會聚會點為最甚。該聚會點距離那位“三自會負責人”的教堂十多里地，一直被視為阻礙“十三條”的“眼中釘”。…
當“三自會負責人”（註：即那位離道反教的所謂“傳道人”）關閉該聚會點的“口諭”未能執行後，那個主日（禮拜天）該聚會點信徒正在聚會時，忽然衝進幾位壯漢，將信徒全部拖到了門外。有的信徒抱着門框不肯出去，有的衣服被扯破。這樣連續幾週，該聚會點仍然未撤。又一週主日，壯漢們衝進去不僅拖出信徒，還有幾位被抬起來殘忍地拋入水塘裡！…平靜了幾週後，在又一個主日該聚會點信徒聚會時，忽然聽到沉悶震耳的“轟然”一聲，房子也抖了。眾人探出窗戶一看，農家院子外面的圍牆，已被爆炸開了一個大大的缺口。後來，爆炸者被公安機關抓獲以拘留處罰。
因為強迫地方召會在家庭聚會中的信徒必須去“三自”堂點聚會，也有信徒幾次去了，卻受到了侮辱。例如：地方召會的女信徒，按照哥林多前書十一章的教導，聚會禱告時大都會在頭髮上有服權柄的表記，即實行“蒙頭”。…但是，地方召會的信徒進到那堂點裡，卻不准蒙頭，甚至誣衊“蒙頭”為“反革命”記號，發生了多起強行扒除蒙頭帽事件。
又如：在地方召會聚會中，禱告是一位接着一位，大家簡短地合成一個禱告。但在“三自”堂點裡，只有指定的人才能開口如同念經一樣地禱告。當地方召會信徒按照信仰習慣接上去新鮮活潑地禱告時，便被誣為“鬧事”。…
所謂幾十起“鬧事”，基本情況都是如此，限於篇幅，恕不一一敘述。
我們認為：東陽地方召會的信徒，為了順從聖經的信仰原則，並未違反國家的法律，卻受到如此殘忍的逼迫。在這些“事件”的過程中，東陽眾地方召會的基督徒多次被打，卻從來沒有人還過一次手；去聚會受到侮辱、謾駡，但地方召會信徒沒有還口罵過一次。後來，有地方召會信徒去政府有關部門反映這些情況，不僅合理合法，也是經過門衛同意才進去的，卻被誣為“衝擊”、“圍攻”。被當時的“三自會負責人”不斷誇大，無限上綱（註：意以一些小事借題發揮，說到變成嚴重惡行，然後狠狠批判），從此給我們扣上了“呼喊派”的帽子。』13浙江東陽地方召會的聲明（浙江東陽地方召會就《北方新報》和內蒙古反邪教協會污蔑不實之詞的聲明），2014-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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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呼喊派”這名堂的由來。
浙江省東陽縣一位從1983到98年為主坐牢的胡恩餘弟兄作見證說：
『那時浙江省在恢復（註：“地方召會”也稱為“主的恢復”或“主恢復”，以前被稱為“聚會處”及“小群”）中的聖徒就達三、四十萬。…在最後一次全省同工聚會相調提出負擔之後，東陽的“三自”提出“十三條”。以下是部分內容：
信徒入教必須申請，經兩會（註：即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及中國基督教協會）批准才能入教。
在教堂門口設立門衛，凡黨員、團員沒有批准不得入內。未成年人不得入內。
各地區之間信徒不可來往，若有來往視為反革命串聯。
除了教堂外，其他任何地方不得傳教。
各家庭教會視為非法聚集，經發現予以取締。
在教堂內要講科學、要結合當前形勢講耶穌。
離開教堂不得有唱詩歌、禱告等宗教活動。
我們覺得“十三條”的宗旨乃是消滅召會，就不與理睬，照常堅持聚會。“三自”就來取締，將在聚會點聚會的信徒拉出來丟到水塘裡。其中有個弟兄淹死在其中。有些還將聚會點的房屋炸了，有信徒將此拍照並按照事實經過向當地公安申述，當地公安沒有反應，我們就申述到金華市公安局，仍無音訊，隨後又申述到省公安廳以至中央仍無濟於事。千祥區公安說是我們打他們，反對他們，我們便寫公開信，請全國各地的信徒為我們禱告。…
還有一次金等去南鄉某地聚會，“三自”裡的人將他們趕出聚會點，還在大冬天將糞池裡的糞潑在他們身上。
後來十三條傳到了中央，覺得很好，特地派人來到杭州，想把這條款推廣到全國。我聽到這樣的消息，覺得要擺上，為着全地的眾召會，要起來堅持聚會，傳福音。那時幾乎月月受浸，每次都是幾十位。報紙上就登載有人因受浸而被淹死（註：即把有人被拖入水塘被淹死說成受浸時被淹死）來攻擊召會。信徒們到報社去抗議，不但不被接受，反被認為是反抗，謠言越傳越大。也因着我們寫給全國各地的公開信被傳到海外，在香港、臺灣的一些報刊雜誌上刊出，以披露中國“宗教信仰自由”之真相。這樣一來，事情就變大了，但這並非我們的本意，我們只是要堅持聚會而已，寫公開信也是要陳明我們沒有浸死人的事實。哪裡知道此事竟成舉世矚目的“東陽義烏事件”。在一些海外出版的教會現代史中均提及這一事件（見《當代基督教發展史》P380）。我與李立虹也因此在後來的一審被判無期徒刑和死刑（註：結果分別坐監了15及16年）。…
當局於1983年5月份開始取締“呼喊派”，同時下手抓捕持守純正信仰的領頭信徒，把他們下在監中，其餘的信徒一律辦學習班，要他們退教，退出“呼喊派”，與我們劃清界限等等。』14主恢復在中國—歷史與見證，12章見證2
從這裡可見眾地方召會被政府（非“三自”）扣上“呼喊派”的帽子是約從1983年5月開始的。我們也知道在1983年6月間，中央政府向全國發出通告，要嚴厲打擊並堅決取締反動組織“呼喊派”，而大規模的逮捕就在6、7月開始。
以上亦題到東陽的弟兄們曾油印一張公開信請求全國各地的信徒為他們代禱，日期為82年4月3日。此信的標題是 請為東陽的眾肢體代禱。此信題到1982年2月28日在東陽縣有信徒在聚會時被“三自”的代表所煽動的地方人士衝進來打傷及投入池塘，也有信徒被石灰撒傷眼睛，並且同日在義烏縣有信徒被“三自”的代表所教唆的公安人員用電棒打到流血甚至電到暈倒及之後有31位被帶到公安局。關於在義烏當天所發生的事，另一封代禱信（可能就是5月22日題目為 義烏縣基督徒給浙江省政府，省長，並請轉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上訴書 的油印傳單）很詳細的描繪在北門禮拜堂一班呼求主名及姊妹戴蒙頭帽的信徒如何受到公安及聯防嚴厲的迫害，而最後有27位弟兄及4位姊妹被拉到公安局，大部分被電器觸過。東陽的信題到“三自”的『餘炳甫、陳松林等人，煽動利用一批不明真相的社員群眾及民兵，衝入聚會的地方，綁架弟兄姊妹，毆打、甚至侮辱我們的弟兄姊妹』。15東陽的油印代禱信的部分內容翻譯成英文，刋於“中國教會研究中心”於1982年6月所出版的China Prayer Letter中，又全信刊於該研究中心的China and the Church Today（《中國與教會》的英文版）在7/8月的雙月刋中。該研究中心亦在1982年10月的《莫忘神州》（China Prayer Letter 的中文版）裡報導更多迫害的事，及在1983年1/2月的《中國與教會》第26期21-22頁刋出從義烏來的代禱信義烏的信說：『我們認為這原因是四人幫流毒還沒有肅清，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政府上了餘炳甫和東陽的陳松林等投機分子的當，是這些別有用心的人在破壞在作祟，他們過去在歷次運動中看風使舵，離道叛教，賣主賣友，大家都知道他們是害教非淺的，不允許他們混入教會。當今天政府要落實政策的時候，他們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又想出來得名（人代、政協⋯⋯ ）。得到作先生、作牧師，達到往上爬騎在信徒頭上作威作福的目的，以極左面目騙取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不擇手段的在政府和信徒中製造矛盾。而且把內部矛盾敵我化，捏造惡話，惡意攻擊，巴不得把一直能實事求是遵行聖經真理的信徒，打成反革命，關進監牢 。高抬自己，以積極愛國愛教，組織“三自”之名，幹損政府聲譽害教會之實事。由於個別有關幹部不明白我們的信仰的內容，沒識透他們的惡毒用心和實質，才造成今天這樣的慘事。』15東陽的油印代禱信的部分內容翻譯成英文，刋於“中國教會研究中心”於1982年6月所出版的China Prayer Letter中，又全信刊於該研究中心的China and the Church Today（《中國與教會》的英文版）在7/8月的雙月刋中。該研究中心亦在1982年10月的《莫忘神州》（China Prayer Letter 的中文版）裡報導更多迫害的事，及在1983年1/2月的《中國與教會》第26期21-22頁刋出從義烏來的代禱信兩封信都指明東陽及義烏的逼迫是由那地兩位有野心要得地位的“三自”人士煽動出來的。
《主恢復在中國——歷史與見證》一書開頭的“大事年表”有以下的一段話：『1983年4月，“三自”的唐守臨（註：1954-61年為上海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常務委員，1979-86年為全國及上海三自的副主席）、任鐘祥（註：1986-97年為上海三自的副主席，1991-97年為全國三自的副主席，又為中國基督教協會的顧問）二人編寫《堅決抵制李常受的異端邪說》為要來的全國性大逼迫提供輿論宣傳。1983年7月，針對主恢復的全國性大逼迫開始。眾召會被誣衊為“呼喊派”，受逼迫範圍之廣、人數之多、程度之慘烈為建國以來之最。有些聖徒一審就被判死刑或無期徒刑，這是前所未有的。』唐守臨及任鐘祥是根據流傳入中國的美國書籍《神人》編寫該書的。但《神人》這書在1985年6月26日被美國加州阿拉米達（Alameda）郡的高等法院判以誹謗罪。法官說：『《神人》原稿，…其主要部分均屬虛假、譭謗及僭越法定的合理權利，故此乃為誹謗（加州民法第四十五條）。』又說這種譭謗書，造成社會損害，也應當加以處罰，使以後的人有所警惕。於是判定作者Neil Duddy及出版者Schwengeler-Verlag罰款共美金三百四十萬元。16『神人』訴訟判決書，臺灣福音書房，1985
感謝神為我們預備了上海的張錫康（筆者曾與他當面交通過，覺得此人很老實可靠）。藉着神給他的恩賜及那靈的感動，他出版了一書把上海召會從1930至90年所發生的事非常詳細的記錄下來，使在1950至90年發生在中國眾地方召會的事不至於空白。他是早期上海召會在長老職分上有分的張光榮（後因體弱退出長老職分）的兒子，生於1922年。在他所寫的《張錫康回憶錄—上海地方教會六十年來的回顧》中有以下的話：『這時候（註：即在1935年倪柝聲釋放 基督得勝的生命 的信息之後），有許多弟兄姊妹都被聖靈澆灌，…在擘餅聚會中，他們也放膽起來禱告，無所顧忌，那真是天天過天上的生活。我們也大聲呼喊主的名，唱阿利路亞！阿們！…我們當時還不懂…什麼叫釋放靈呼喊主名，但是現在回顧，我們那時已經經歷了呼喊主名的甘甜。』17張鍚康，張錫康回憶錄—上海地方教會六十年來的回顧，5章這裡說到當聖徒被聖靈充滿時，在聚會中大聲呼求主名及喊哈利路亞是頂自然的事，而不這樣作反是熄滅那靈（參帖前五19）。
他繼續說：『1980 年溫州、平陽青年弟兄姊妹在聚會中大聲呼喊主名，有一些老的同工，長者如章高來、張載光、陳寶華等反對，因而造成分裂。以後“三自”就搞出一個“呼喊派”來，和聚會處其他一些要安靜聚會、不呼喊主名的有區別。他們認為“呼喊主名”是李常受搞出來的，並道聼塗説在外地一些聚會搞“呼喊”，因而有人神經錯亂或影響鄰居睡眠等，因此認為這是異端邪說之一。我們在上海徐蘭英姊妹家擘餅聚會，因怕影響樓下鄰居，也從未大聲呼喊過。但是我們的聚會被人認為有國外滲透，是站在李常受一邊，並接受李常受觀點的，所以我們也被定為是上海的“呼喊派”，並且被加以取締。』18張鍚康，張錫康回憶錄—上海地方教會六十年來的回顧，27章
這裡題到在溫州及平陽有聖徒在聚會中大聲呼求主名。但這應該是看見這實行的初時因興奮而有的，日後會逐漸受到平衡，因在聚會中的集體呼求是為幫助個人在私下的生活中建立起呼求主名的習慣，而年長的不能接受是因他們守舊不肯接受新的亮光和啟示。文中也題到“呼喊派”這名稱是“三自”加給接受李常受的教導之信徒的。
他又說：『所以溫屬地區，弟兄姊妹就分成兩派。一派走主恢復的路，別人稱他們是“呼喊派”，因為他們呼喊主名，一派走老聚會處的路，保持老聚會處的一套。…1982 年到 1983年在浙江走主恢復的路的一些青年弟兄姊妹，還有個別的老弟兄，首先是在溫州聚了一次浙江省眾教會的聚會，以後在慈溪、義烏、東陽、甯海、余姚和蜀山聚了多次眾教會的聚會。這就引起政府的注意，認為這是由國外滲透、搞顛覆活動的反革命組織“呼喊派”，要予以堅決打擊。上海唐守臨弟兄收到平陽楊樹人許多信，控告“呼喊派”，…他就和任鐘祥合寫了《為真道竭力爭辯》一書（註：1983年12月出版）。1983 年上半年該書因為篇幅多，一直沒寫好，有關部門叫唐、任先出一本《堅決抵制李常受的異端邪說》一書（註：1983 年 4 月出版），發給各地教會和有關宗教事務部門。以後，有關部門就根據這本書定“呼喊派”為反動組織的罪名，許多弟兄姊妹因此坐牢、判刑。』19張鍚康，張錫康回憶錄—上海地方教會六十年來的回顧，29章
這裡看見“呼喊派”這名稱從1982年開始就被人使用來稱呼國內那些接受倪柝聲兼李常受之資訊的地方召會的聖徒，而那些只接受倪柝聲但不接受李常受資訊之地方召會的聖徒則不適用。這符合前文《浙江東陽地方召會的聲明》所說“呼喊派”的名出現在1982年2月的“東陽義烏事件”之後。該事件後來成為政府打擊“呼喊派”的導火線，而這打擊又是因他們在1982年間在溫州、慈溪、義烏、東陽、甯海、余姚和蜀山開過全浙江省同工的工作性聚會，就引起政府的注意，認為他們是由國外滲透、搞顛覆活動的反革命組織。
張錫康再說：『1983、84年這兩年“三自”協助宗教事務局、公安部門對所謂“呼喊派”加以打擊，定性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他們認為所謂“呼喊派”是國外美籍華人李常受反動勢力的“滲透”據點，…我們在上海的所謂“呼喊派”就是指我們在新閘路徐蘭英姊妹家參加擘餅的幾十位弟兄姊妹。我們從未高聲呼喊過。我們也未集體大聲重複呼喊「哦主」、「阿們」、「阿利路亞」過。據說“呼喊派”這個名稱是前靜安區宗教事務科科長王某某搞出來的。』20張鍚康，張錫康回憶錄—上海地方教會六十年來的回顧，32章
這裡說“呼喊派”這名稱是上海前靜安區宗教事務科的科長王女士搞出來的。她一定是根據“三自”提供的資料搞出來的。我們不知道她在何時搞出這名稱來。這一定是在1983年4月唐守臨和任鐘祥出版《堅決抵制李常受的異端邪說》之前，因在他們的這篇文章裡有題到“呼喊派”這名稱。21唐守臨、任鐘祥，堅決抵制李常受的異端邪說，轉載於《景風》，基督教中國宗教研究社，1983年75期36頁“呼喊派”這名稱第一次在文字上的出現是在1982年9月在香港出版的《景風》雜誌上。那裡說：『信徒祈禱時他們大呼口號（因此被稱為“呼喊派”）。』22林汝升，中國教會二三事，《景風》，基督教中國宗教研究社，1982年71期40-41頁《維基百科》說：『這篇文章首度將“三自”所取的“呼喊派”一名帶到海外。』《景風》這篇文章是在該雜誌的編輯與一團人訪問國內的“三自”代表之後寫的。
從以上所有的資料我們可結論出“呼喊派”這名稱是1982年2月“東陽義烏事件”後“三自”加在全國接受李常受資訊之信徒的總稱，不管他們有否呼喊主名。浙江省的東陽及義烏縣加起來的總面積只有香港那麼大，故這事件只是個導火線而已。然而在1980年代初期，國內的地方召會最有活力及人數最多的地方是在浙江省和河南省（其次是福建）。當時國內各大城裡有好些老一輩且有分量的同工及長老因跟不上就說李常受所說的是異端，所創立的是邪教並且在他身上有邪靈。上文題過的胡恩餘說：『蕭山教會的高等人（註：高即高長保）聯合浙江省“三自”，打擊我們，說我們是異端，高等人本與“三自”水火不容，但在這件事上成了朋友。』14主恢復在中國—歷史與見證，12章見證2張錫康說：『溫屬地區的老弟兄（註：即溫州的張載光等）和陳恪三、黃得恩大都有聯繫，以後又和上海唐守臨、孫務信弟兄有聯繫。陳恪三弟兄老早就講李是邪靈了。蕭山高長保弟兄受溫屬地區老弟兄的影響和孫務信、陳恪三的影響，也反李，說李是邪靈。』19張鍚康，張錫康回憶錄—上海地方教會六十年來的回顧，29章受這些同工長老的影響，上海基督徒聚會處的長老唐守臨及任鐘祥就寫出《為真道竭力爭辯》一書。後來『有關部門正欲展開一次全面打擊所謂“呼喊派”的運動，於是催任和唐用很快的時間出版了一本小型刊物，取名為《堅決抵制李常受的異端邪說》，於1983 年 4 月出版，由金陵協和神學院函授科編印為《教材“增刊”》分送到各地“三自”、有關部門和組織…』20張鍚康，張錫康回憶錄—上海地方教會六十年來的回顧，32章『1983年5月5日，全國兩會在上海召開會議，討論《堅決抵制李常受的異端邪說》。稍後宗教事務局發出通知，要求各地抵制李常受的“呼喊派”，“呼喊派”負責人大量被捕。』23中國教會歷史年代表，
點擊瀏覽『由於《堅決抵制李常受的異端邪說》一書的發行，各地政府機關定所謂“呼喊派”為反動組織，他們說這是你們基督教內自己（註：應指“三自”）已定了的。對所謂“呼喊派”中負責的弟兄，愛主的青年弟兄姊妹加以逮捕判刑，有的判無期徒刑，有的判十幾年、十年、七年、五年、三年、二年不等。』20張鍚康，張錫康回憶錄—上海地方教會六十年來的回顧，32章
查唐守臨（原名唐醒）是在1931年轉到地方召會的。1936年起他成為同工（參《敞開的門》）。1942年，他是參與革除倪柝聲的十一位同工/長老之一。1948年他被立為上海召會的長老（那時共設立了八位：俞成華、張愚之、唐守臨、朱臣、杜忠臣、何廣濤、宣常銘和顧伯濤）。他有寫詩的恩賜。張錫康說：『倪弟兄1952年被逮捕以後，圍繞着參加“三自”的問題，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以唐守臨為代表的，主張加入“三自”。一種是以李淵如、汪佩真、張愚之、藍志一為代表的，反對加入“三自”。』24張鍚康，張錫康回憶錄—上海地方教會六十年來的回顧，18章1954年7月他加入“三自”成為其常務委員。1956年1月29日上海召會的主要負責人俞成華、張愚之、藍志一、李淵如、汪佩真等被拘押，而唐守臨等在4月15日帶領上海召會加入“三自”。張錫康又說：『1951 年，何廣濤去了武漢，當時常住在辦公室樓上，並負責辦公室的執事任鐘祥（負責文書工作）代替何做了長老。1956年上海基督徒聚會處經過肅反，當時俞成華已死，張愚之、朱臣被逮捕（註：同工藍志一也被捕），杜忠臣隱居，而宣常銘、顧伯濤也不來聚會了。長老只剩下唐守臨和任鐘祥兩人。』25張鍚康，張錫康回憶錄—上海地方教會六十年來的回顧，9章論到唐守臨，張錫康說：『雖然唐守臨想服事，但他沒有屬靈的竅。講道也沒有靈的東西出來，他喜歡講笑話，用一種人的智慧的話來吸引一班青年人。他也歡喜作詩。但是作的詩倪弟兄沒有一首是要的，因為他富有情感。他對自己很得意。倪弟兄一看，沒有什麼可取的。』26張鍚康，張錫康回憶錄—上海地方教會六十年來的回顧，22章又說：『唐那時（註：即1981年下半）是緊跟“三自”，自從 1979 年左弗如姊妹去世以後，上海“三自”副主席的席位便給了唐守臨，對此，他是感激流涕的，又加上在十年動亂中所扣除的工資都發還給他，所以他更討好黨，討好“三自”。』27張鍚康，張錫康回憶錄—上海地方教會六十年來的回顧，31章『1983 年當任鐘祥、唐守臨編寫了《堅決抵制李常受的異端邪說》一書以後，許多人看到了。懷恩堂召開了一次座談會，要收集一下大家對這本書所聽到的意見，有人說，這本書中所批判李的一些論點有許多都是斷章取義的。唐承認他是斷章取義。在其中一本李所著的書中，唐和任看了數遍，一點找不出有什麼錯的來。』20張鍚康，張錫康回憶錄—上海地方教會六十年來的回顧，32章『《為真道竭力爭辯》和《堅決抵制李常受的異端邪說》兩本書後不久，收到從日本幾十位弟兄姊妹寫給他的信，說他是猶大要出版後，並不能誘使弟兄姊妹靠近“三自”。相反的，大家都認為唐、任利用政治出賣了聚會處。有的人翻了幾頁，一看全是一些政治批判老調，也就不要看了。書中全是消極方面批判的話，沒有積極方面將真道擺出來，更沒有造就信徒的話，讀了裡面發死發沉。…以後，他對弟兄姊妹說他表示悔改，過去都是跟了任鐘祥走。』28張鍚康，張錫康回憶錄—上海地方教會六十年來的回顧，34章『沈詩華（註：即唐守臨的妻子）勸唐不要再跟任鐘祥了，跟了任鐘祥吃了許多苦。這樣唐表示跟任鐘祥是跟錯了，公開悔過，…唐師母就對我講：「任鐘祥和唐寫了一本《堅決抵制李常受的異端邪說》和一本《為真道竭力爭辯》，不知道害了多少人，許多弟兄姊妹無辜被判刑、坐牢，甚至有人被折磨至死。我和唐曙（註：即他們的女兒）勸唐不要再跟任走了，因為這是任起的稿，當然唐也提供了許多意見。唐有些回心轉意。」她說：「像任鐘祥這樣的人怎麼能作長老呢？他不知過去怎麼當上了長老的。他完全是轄制弟兄姊妹，拍宗教局和“三自”的馬屁，為他自己可以爬上去。」…11月份（註：在1989年）唐守臨因在家裡摔跌在地，造成骨折（輕度）臥床不起，以後數次病危，數次轉危為安。在清醒時，鄭光濡弟兄問他，有什麼要說的沒有？他說，…第二，1983 年他和任鐘祥合寫的《為真道竭力爭辯》，是上海宗教事務局派了四位同志來給他看了許多反李的材料，叫他和任寫的。任起稿，他修改。這本書害了許多人，叫許多人受傷，他表示寫錯了（但未徹底悔改）。』29張鍚康，張錫康回憶錄—上海地方教會六十年來的回顧，35章『1989 年 3 月 27 日上午，上海宗教事務局處長陳榮生…承認過去對“呼喊派”搞得太過頭了，認為“呼喊派”是從基督徒聚會處出來的。』29張鍚康，張錫康回憶錄—上海地方教會六十年來的回顧，35章
從以上的記載，我們可見唐守臨是個感情重，而屬靈分量及對真理的認識都不夠的人。他容易被任鐘祥唆擺，但自己的心也不乾淨。《堅決抵制李常受的異端邪說》和《為真道竭力爭辯》主要是任鐘祥起稿的。他承認在前者裡面有很多是斷章取義的。他也為有分寫這兩本書後悔過，但後悔得不夠徹底。而任鐘祥是個有野心的人，想在“三自”裡面爬上去，就唆擺唐守臨寫這兩本書。
八 說“呼喊派”的人作非法的事危害公民生命安全沒有事實的根據
八1 何恩傑不屬“呼喊派”
有很多網站說一位何恩傑是首先將“呼喊派”輸入大陸的人物之一，又有很多網站說他是一位呼喊派的領袖，甚至有網站說他是李常受的代理人。但根據《人民日報》及其它的報導顯示這何恩傑及另一位林澤榮所牽涉的事件完全是一政治上的事，與宗教無關。《人民日報》報導說：『3月29日下午5時20分，廣州賓館七樓南面視窗掛出了一幅長約4米的布質反動標語。…深夜11時，就把作案的特務分子何恩傑和林澤榮兩罪犯捕獲歸案。…何恩傑於1981年在臺灣參加特務組織，後被委任為特務機關“大陸工作會”組長。1982年他發展林澤榮參加了特務組織。』30廣州迅速破獲國民黨特務張掛反動標語案件，人民日報，1983-04-02第4版面半年後該報又報導說：『何恩傑1981年3月由香港赴臺灣參加了國民黨特務組織。1982年間，何犯在香港發展了林澤榮等為特務，…今年3月，何恩傑、林澤榮潛入廣州，積極搜集情報，發展特務組織，妄圖建立“城市遊擊隊”、“地下物資倉庫”和電臺。』31廣州處決特務分子何恩傑、林澤榮，人民日報，1983-09-07第4版面其它的報導說這事發生在廣州春交會開幕前夕。有報導說：『1983年3月29日下午，“陸工會” 派遣駐香港“391”特務組組長何恩傑、組員林澤榮在廣州市面向海珠廣場的廣州賓館七層樓外，懸掛了一幅長約3米、寬0.5米，白底黑字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的反動標語，在全國造成了很壞的影響。』32臺灣間諜在大陸活動60年：有3000餘人“以身殉職”(2) ，軍事中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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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第三屆／中國基督教協會第一屆的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 中說：『路透社等從臺灣發出的消息說，臺灣當局承認何、林二人是「臺灣的間諜」，要為他們「舉行追悼會」，並將他們的名字「入祀忠烈祠」。』33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第三屆/中國基督教協會第一屆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1986年8月16日該報告還說何恩傑曾在香港某一基督教的“研究中心”工作過，而該“研究中心”與一刋物《守望中華》的出版機構是同類的。查在1982年活躍報導東陽義烏事件的刋物有在香港的“中國教會研究中心”出版的《China and the Church Today》及《China Prayer Letter》與其中文版《莫忘神州》（見附註15），還有其他出版社出版的《百姓》、《守望中華》和《主在中華》。“中國教會研究中心”那時的出版中有幫助“呼喊派”的味道。李常受題過在1985年，香港有位專門研究中國大陸家庭教會的刋物主編趙天恩在美國與他詳談有關中國家庭教會的情況。他們是因《神人》一書的案件認識的，因被告一方想找趙天恩作證人以證明李常受所教導的是異端邪說。34李常受與香港負責弟兄們的交通，1986-08-30“中國教會研究中心”是趙天恩牧師創立的，而何恩傑曾在此機構作過事，因此有很多網站就把何恩傑與“呼喊派”扯上關係，但其實那只是件政治事件。
八2 所謂的“呼喊派”絶非如政府所稱的是班擾亂社會、危害生命、騙姦婦女等的人
另外，有人認為“呼喊派”這名是指在地方召會中那極少數作出一些不道德行為的過激信徒。據政府在1983年6月所發出的通告稱：『“呼喊派”是一打着宗教旗號進行非法活動的反動組織。他們狂呼亂叫、煽動鬧事，擾亂社會秩序；他們煽動狂熱，危害公民生命安全；他們趕鬼治病，殘害人命；他們造謠惑眾，騙姦婦女。』這通告一定是跟據下面江平的報告及唐守臨與任鐘祥的《堅決抵制李常受的異端邪說》的內容而來的。如果江平，及唐守臨與任鐘祥所寫的內容有太多不實的地方，這通造也會有太多不實的地方。其實在地方召會裡的聖徒一直接受倪柝聲及李常受的教導，都不會作出不道德的事來。他們注重奉公守法，故不會煽動鬧事及擾亂社會秩序（政府所得的這印象應是從東陽義烏的一些“三自”人士的歪曲報導而來的）；他們不注重趕鬼治病，只注意活出基督的生命，故不會殘害人命；他們非常注重道德（李常受常教導信徒要活出基督最高的人性美德），故絶不會騙姦婦女；在80年代早期他們偶爾會在聚會中集體的呼求主名，但相信他們會以不騷擾到鄰居為原則，因至少他們的良知會管住他們，何況那時一被人投訴就有可能被公安抓去坐牢，只是偶爾興奮過度時可能會很短暫的騒擾到鄰居，故不是狂呼亂叫及煽動狂熱（國外的眾召會更不會打擾別人，因他們都在聚會所內聚會而非在家裡聚會）。
所以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所發的通告對“呼喊派”的控告都沒有確實的事實根據。這通告之產生的過程如下：1983年1月15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江平率領一個調查小組在上海與唐守臨及任鍾祥談話。16日，包括唐守臨、任鍾祥等多位“三自”委員，認定“呼喊派”是政治上的反革命、宗教上的異端，應儘速處理。唐、任兩人也受命寫作一本駁斥“呼喊派”的書，就是4月出版的那本《堅決抵制李常受的異端邪說》。隨後江平那小組去浙江的東陽及義烏，要從當地的“三自”人士及公安所聽取關於東陽及義烏事件的報告。江平在4月18日呈給中央的公安局、宗教事務局及民族事務局一份《關於處理所謂“呼喊派”問題的報告》。該報告一面說東陽義烏的事件只是少數壞傢伙擾亂社會治安的局部問題，但另一面又說：『國際反動勢力策動我國一些反動份子組織“呼喊派”的真正目的，就是要顛覆我國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江平一定是受到在東陽及義烏的“三自”人士及被他們所煽動之公安人士的嚴重歪曲與抹黑的報導所影響，譬如該報告說『據浙江東陽、義烏兩縣統計，從1981年9月至1982年10月，他們就鬧事70多次』，又加上被當時在香港的一份雜誌《主在中華》的一篇『為“呼喊派”撐腰壯膽的文章』（見《關於處理所謂“呼喊派”問題的報告》標題二；該報告引那篇文章說大陸地下教會『這股日益強大的離心勢力…實不止五千萬之數』）所影響，以致認為有『極少數反動分子』『披着宗教外衣』受國外的反動勢力影響因而在國內組織反動組織“呼喊派”想顛覆政府。他又說〝呼喊派〞的人『破壞社會秩序，危害國家和人民，…利用宗教做禮拜的形式大聲呼喊』。5月5日，全國兩會開會，討論《堅決抵制李常受的異端邪說》。稍後宗教事務局發出通知，要求各地抵制李常受的“呼喊派”，而“呼喊派”的負責人大量被捕。
唐守臨和任鍾祥在《堅決抵制李常受的異端邪說》一書的開頭說“呼喊派”非常邪惡。接着用了很多篇幅來列舉李常受的異端。但他們所說的只顯出自己對李常受之教訓認識的淺薄及自己對聖經之認識的殘缺（網上已有駁斥他們的文章）。然而論到“呼喊派”的邪惡方面，該書內的篇幅只有大半頁，並且難以說服人。唐及任在該書上所寫的控告主要是說呼求主名會叫人神經錯亂。他們所舉的例證只有幾個：浙江泰順的劉某『受了“呼喊”的影響，…結果突發神經病』；浙江平陽有幾個人發了瘋，其中有個漁民『由於“着迷”要“投身於聖靈的水流”而致發瘋，竟投身江海致死』；和河南省南召縣的尹春保效法亞伯拉罕帶他九歲大的獨生子上山去殺死以獻祭。
關於有人因呼喊主名以致神經錯亂，請聽張錫康怎麼說。他說：『以後“三自”就搞出一個“呼喊派”來，和聚會處其他一些要安靜聚會、不呼喊主名的有區別。他們認為“呼喊主名”是李常受搞出來的，並道聼塗説在外地一些聚會搞“呼喊”，因而有人神經錯亂或影響鄰居睡眠等，因此認為這是異端邪說之一。』18張鍚康，張錫康回憶錄—上海地方教會六十年來的回顧，27章又說：『上海唐守臨弟兄收到平陽楊樹人許多信，控告“呼喊派”，說泰順有一弟兄呼喊了，神經錯亂，這是邪靈，並說李的書是異端。』19張鍚康，張錫康回憶錄—上海地方教會六十年來的回顧，29章他再說：『陳恪三…說在浙江平陽有人因“呼喊主名”而神經錯亂，那時王恩永弟兄就站起來問他：「你是聽來的呢？還是親眼看見的？」他說是聽來的。王恩永弟兄說，事情不是像傳說的，這人本來精神就不正常，…』35張鍚康，張錫康回憶錄—上海地方教會六十年來的回顧，30章
從張錫康的見證可見，唐守臨在《堅決抵制李常受的異端邪說》所列舉那些因呼喊主名而神經錯亂的例子都是他道聽塗說而來，或那些人本身就有神經病。那些例證也無法叫人相信。有人會誤認“投身於聖靈的水流”為投江自盡嗎？又有人會效法亞伯拉罕把自己的獨生子殺死來獻祭嗎？他也沒有說這兩個人是在呼喊主名後作這兩件事的。
唐守臨和任鐘祥在《堅決抵制李常受的異端邪說》中還列舉一些呼喊派的人破壞社會秩序的事。其實他們所說的是指有些被稱為“呼喊派”的人抵抗“三自”中那些用強硬甚至武力手段迫使他們關閉地方召會的聚會點而集中到“三自”的禮拜堂聚會的自衛行為。唐守臨當時為“三自”的副主席，當然什麼都為“三自”說話。他還可能會夢想“三自”能把全國的基督徒合一起來。他們在該書中有一句說：『“呼喊派”在東陽、義烏二地聚會尋釁鬧事，…』但關於東陽義烏的事，讀者如果去看《浙江東陽地方召會的聲明》就曉得事情的真相了。該聲明中有一段說：『例如：1982年2月在雙牌村的一次聚會，早就向地方召會信徒發出通知。但是信徒們在聚會中發現內容與通知不符也違背聖經，當信徒們照常唱詩歌、禱告時，“三自會負責人”惱怒了，下午就不讓這些人進去了。地方召會信徒就跪在大門口露天禱告聚會，這使“三自負責人”極為惱火。竟然向政府部門謊報“打架了！”結果使公安局調動當地民兵來抓捕。到了因看見全是基督徒，就讓大家回去了。所謂幾十起“鬧事”，基本情況都是如此，限於篇幅，恕不一一敘述。我們認為：東陽地方召會的信徒，為了順從聖經的信仰原則，並未違反國家的法律，卻受到如此殘忍的逼迫。在這些“事件”的過程中，東陽眾地方召會的基督徒多次被打，卻從來沒有人還過一次手；去聚會受到侮辱、漫駡，但地方召會信徒沒有還口罵過一次。後來，有地方召會信徒去政府有關部門反映這些情況，不僅合理合法，也是經過門衛同意才進去的，卻被誣為“衝擊”、“圍攻”。被當時的“三自會負責人”不斷誇大，無限上綱，從此給我們扣上了“呼喊派”的帽子。因着這些打着“三自愛國”名義對地方召會的逼迫，導致一貫實行自養、自傳、自治的地方召會信徒，十分反感“三自”組織。』13浙江東陽地方召會的聲明（浙江東陽地方召會就《北方新報》和內蒙古反邪教協會污蔑不實之詞的聲明），2014-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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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3 政府所指的“呼喊派”是所有接受李常受教導的人而非單指一班壞分子
其實政府一向所指的“呼喊派”就是所有接受李常受的信息的人。這是國內所有地方召會及家庭教會裡的信徒都知道的，絶非單指一班壞分子。36“我們不是邪教”－河南省方城家庭教會傳道人田敏閣、蘇德安的見證：『1983年夏天，公安局將領受李常受資訊的家庭教會定為“呼喊派”，將不參加“三自”教會的傳道人，也劃為“呼喊派”。』，2008-03-28，
點擊瀏覽,37“呼喊派”這名稱是中國政府加給大陸跟隨李常受之教導的信徒的，如白受恩說：『六月中旬，政府貼出告示，定我們為“呼喊派”。』（臺灣福音書房，福音見證4，107頁）；又如李常受說：『…我問他（註：即趙天恩），那家庭聚會裡頭有多少是“呼喊派”，那就是我們這班人。…他說，這個很難定，界線很難劃，多得很。』（李常受與香港負責弟兄們的交通，1986-08-30）；張錫康的著作更清楚指明政府所定的“呼喊派”是指接受李常受之資訊的人，故此連那班在上海徐蘭英家聚會不呼喊主名的人也被定為在上海的“呼喊派”。只是國家宗教事務局定型這是班狂呼亂叫、煽動鬧事、擾亂社會、危害公民、殘害人命、造謠惑眾、及騙姦婦女的人。但其實眾地方召會（即被稱為“呼喊派”）的信徒都有高的道德水準，且是奉公守法的良好市民，所以可以說他們所定型的那班壞分子當時根本是不存在的。
2014年6月25日，內蒙古“北方新報”發表題為“呼喊派”夜晚秘密聚會危害社會穩定 的文章，大量引述內蒙古自治區反邪教協會的材料。內蒙古反邪教協會所提供的資料中有些是取自《堅決抵制李常受的異端邪說》一書的，特別題到有人呼喊主名至神經失常甚至投海自盡及東陽義烏事件。“北方新報”這篇文章結果引來國內幾十至上百處地方召會的投訴（這就證明國內的眾地方召會都認為“呼喊派”是指他們，而非少數的一班很邪惡的分子），要該報或內蒙古反邪教協會拿出真憑實據來，不能把那些個案含糊其詞。38參考：浙江省蒼南縣地方召會，致內蒙古反邪教協會的公開信，2014-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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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反邪教協會顛倒黑白，引發神人共憤，屬靈人，2014-06-29，
點擊瀏覽譬如在一封公開信裡，河南省項城的地方召會就質問“北方新報”及“內蒙古自治區反邪教協會”說：『關於謠傳項城“呼喊派”骨幹宗某，強迫患病女青年禁食禱告致死事件的問題。我們就是河南省項城市的信徒，從未聽說過本市發生過像你們所報導的消息，我們本地區的官方報紙，也沒有報導過像你們所報導的奇怪事情。你們能否為自己的言論首先負責並提供以下真憑實據：…』39河南省周口地區眾地方召會致內蒙古《北方新報》記者和內蒙古自治區反邪教協會的公開信，2014-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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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且看自1967年李常受帶領實行呼求主名以來，在大陸以外全球的幾千處地方召會中都沒有聽到有人因呼求主名而引致神經錯亂的個案，只聽到很多非常正面的見證，正如Bernard of Clairvaux列舉呼求主名對我們在精神上的多方醫治，如驅除脾氣、驕傲、怠惰、懼怕、疑惑、灰心等。提後一章六至七節說：『為這緣故，我提醒你，將那藉我按手，在你裡面神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因為神賜給我們的，不是膽怯的靈，乃是能力、愛、並清明自守的靈。』這裡明顯題到在提摩太裡面的恩賜是與內住在他裡面的聖靈有關的，並且聖靈能叫我們清明自守（與神經錯亂相反）。呼求主名能如火挑旺我們裡面的靈及其所給的恩賜，又能使我們剛強、有愛心及在思想上清明自守，因呼求主名是最短的禱告，是實行不住的禱告的憑藉。如果呼求主名會引致神經錯亂，那俄國的東正教徒那麼推舉呼求主名，在俄國不是會有很多神經病人嗎？有文獻記載早在一兩個世紀前他們已很熱切的實行呼求主名了。